组织边界、城市治理　与系统风险

科斯在思考组织存在的理由时，基于组织管理边界问题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然而，当我们基于特定的视角和特殊的目的去考虑社会组织设计边界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暂时性的、被放大了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难免会受到明确的目的和细致的边界分类之害，其产生的潜在的系统分割风险将会导致系统的失衡甚至最终的崩溃。

长期以来，政府各个部门间由于职能划分过细所致的衔接失灵，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及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而引发广大民众的误解和不满，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2009年，中国政府用于维持社会稳定负面的财政支出高达5140亿元，几乎接近国防军费开支，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价维稳”。一贯号称“财政困难”的广东省某市在“花钱买稳定”的理念指导下，花费3100万元创建了一支包括340名成员的维稳“飞虎队”，甚至在每一条街都安放一名像“东厂”一样的“哨子兵”。这种满街的全副武装，真的能够带来安全感，真的能够带来社会系统的稳定吗？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头疼医脚的行政管理模式错位，其后果必然是陷入越来越多的矛盾被激化的恶性循环，给整个系统带来巨大的运作甚至是存续的风险。

老子曰：“无名，万物之母，常以无欲以观其妙；有名，万物之始，常以有欲以观其檄。”世间万物自然和谐的相互关系是何等的美妙，组织设计过程中对边界问题的考虑也是如此。杰克·韦尔奇在执政GE时，基于无边界组织理念大力倡导打破各类组织樊篱，倡导组织各部门彼此之间的合作。关于组织变革趋势中边界的强化或虚无，从一般组织设计常识来看，科斯的理论与杰克·韦尔奇的经验似乎是各掷一词而相互对立的，但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这一对貌似对立的理论精华与实践经验之间实则是和谐而高度统一的。因为系统结构的先进性和暂时性等属性，决定了没有永远先进而无需变化的系统。当组织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系统内部的适应性边界关系就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使组织发展停滞不前，重则会导致整个组织的颠覆。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管理理念正是在忠告我们，要直面和正视环境的变化，在系统性危机发生之前，尝试新的组织关系和新的组织架构。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之一的杭州市，其社会复合主体模式对行政管理变革的尝试，正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转型过程中，基于这样的新的发展思路进行设计，以进一步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

大城市的治理，一直是一个困扰着公共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世界性难题，政府在城市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一旦错位，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和动摇整个社会治理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任何一个系统的稳定，都不可能通过来自外界的压制力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需要基于系统的考虑，以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成熟的法制环境为基础。当前全国各地的社会群体冲突事件、上访事件飙升，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官员个人或者某些打着社会公权力幌子的群体权力对公民个体利益的非法侵害所致，如果只是采取强力控制、封堵、威慑等手段，甚至有些地方通过压缩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过度的、无节制的满足所谓的维稳支出，这无异于南辕北辙，也违背了政治的本意，从而陷入“花钱买稳定”的危险的恶性循环。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前中国城市治理结构失衡所致，决策过程不透明和决策失误，监管缺位，法制建设不够完善，使得社会各界在城市治理决策过程中难以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身的意志。不同的治理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模式的尝试创新了中国城市的治理结构，从政府的单一治理主体结构向党政、知识、行业、媒体等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和共同治理结构转变。与此同时，推动了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从对立、不平等和权威关系向合作、平等和伙伴关系的转变，培育了广大市民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感，这种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也正是针对当前一系列社会群体事件和问题的治理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