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和社会学教授 马歇尔－W－迈尔(Marshall W. Meyer)
    
    中文版沃顿知识在线的首发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回顾一下对中国企业管理的认识。尽管我们对中国管理工作有很多“已知”，但恐怕“未知”的更多。实际上，正是这些未知领域激励着众多学者对中国进行研究。在中国，更有可能获得超越常规研究结果的新发现，虽然并不确定。同时， 我们还可以创建由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共同参与的研究团体。尽管美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曾经指出，跨境研究团体往往比较脆弱 ，难以维持。很多时候真正的学术交流往往来自偶然的机缘巧合―人们在与外界的孤立的同一场合碰到一起，例如酒会，排球赛，而闲谈间思想的碰撞却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的中国之行始于1999年暮春时节的北京，当时我接受了清华大学的短期授课任务。由于每周只教一天课，我有充裕的时间了解北京。我从银行先开始，因为当时我正在为花旗银行做咨询顾问。我记得在一家国际金融机构(不是花旗银行)的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谈。当时，银行家们非常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他们用许多一路走低的图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大家看没看看窗外？”
    
    中国企业的成就举世皆知，其中包括在短期内为企业创建机制框架；建立世界级的企业，在全球竞争的风头浪尖同国外公司一决高下；以及向境外投资，到目前为止，这类投资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但是，中国的历史和企业改革之路对中国的商业运作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而这正是我研究的核心领域。研究表明：
    
    在中国进行的企业改革进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它是分散型的、试验性的。许多改革是从地方而不是中央发起；中央政府发起的许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或者摈弃前都会先进行试点。在地方上进行的试验性改革加强了在国有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这是西方理论永远无法预见的。例如，上海宝钢集团(Shanghai Baosteel Group)的管理工作十分出色，已跻身世界一流钢铁生产企业的行列，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
    
    企业改革进程采用的是折衷的方式而不是突变原则。折衷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公司中产生了复杂的治理和管理结构。大多数中国公司既有代表所有者(包括国有)利益的董事会，也有代表其他群体(包括工人)利益的监事会。迄今为止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公司大都由一个集团母公司和几个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的子公司组成，子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制定常规商业决策。一些子公司可能是上市公司，但绝大多数没有上市；集团母公司很少上市。而且，集团内部可能还存在集团。如，上海医药集团(Shanghai pharmaceutical Group)本身有200多家子公司，其中一些已经上市。 而它的控股权目前由中国华源集团(China Worldbest Group)持有；中国华源集团还收购了另外几家制药企业，从纺织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制药业的超大型集团。西方理论认为设计治理和管理结构要考虑交易效率。显然，在中国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中国的管理和治理措施似乎更加随需设置，因此与西方相比更加多样化。
    
    中国公司复杂的治理和管理实践也许限制了它们跨省发展及整合国内市场的能力，并可能助长了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啤酒业为例，五年前人们认为两家国内啤酒厂商――青岛和燕京将对中国的啤酒业进行整合。而如今，百威啤酒已经完全掌握了武汉啤酒厂的所有权，并且获得哈尔滨啤酒厂公司的控股权及青岛啤酒厂相当数额的股份。但是仍有一些中国公司在这种复杂的体制下，成功整合了其在全国各地运营的能力。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中集集团)(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股份有限公司即是这样一个例子，中集集团目前占有90％的国内集装箱市场和60％的国际市场。我们对中集集团的研究在一篇发表的论文中有更深入的阐述，沃顿知识在线也对这项研究进行了相关报道。
     整合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困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公司国际化的速度。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之日正是其国内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之时。TCL对汤普森(及RCA品牌，它曾经的地位就象今天的IBM在美国)的收购，部分原因是国内的彩电市场竞争惨烈。上海汽车集团已经完成了对韩国汽车制造商双龙(Ssangyong)汽车公司的收购，并正在同英国的最后一家汽车制造商陆虎(Rover)商谈收购事宜， 而此时，中国的汽车销售正落入低谷，大众(Volkswagen)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日益萎缩。一般来说，西方的国际化理论认为对国内市场的整合应先于国际化进程，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可能会推翻这些理论。
    
    在我看来，我们对中国私有化进程的了解仍然知之甚少。统计数据让人惊讶不已。从1991年到2001年，私营雇主和在城市私有企业就业的人数增长了近五倍，从760万增加到了3,660万人。2002年，私营雇主和在城市私有企业就业人员总数合计为4,270万人；2003年达到4,920万人。从1991年到2001年，在国营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数直线下降，从14,290万人跌落至 8,650万人。2002年，在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数为7,990万；2003年这一数字为7,570万。年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私营企业数量每年以40-50%的速度增长――2000年 22,128家，2001年 36,218 家，2002年 49,176 家到2003年的 67,607家。私营企业的产量增速更快，但许多企业都是短命的。典型的生命周期为两年到四年，与美国相比，生存率很低。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部分(但非完全)是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被置换为更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另外还因为，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旦出现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政府会对它们进行重组，改制为私有企业。在中国春节期间我走访了顺德，给我的印象是政府已经将许多惨淡经营的电视机企业改制成了私有企业，并将其交给了企业管理人员。企业的死亡有时是企业绩效低的结果，有时则是当新的商业机会出现时，所有者将资产从现有公司转移到新建公司。
    
    另外，我们对中国在所有权和管理方面的区域差异的了解也有待提高。在北京、河北以及东北的省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27 %的工业企业(年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国有企业除外)仍为国有。但在上海，国有企业约占14％ ；在江苏和广东约为7％；在浙江这一比例为3 %。政企关系――即使在国有企业――在不同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别。例如，在北京，与政府官员参加一些临时性会议要耗费掉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一半的时间。北京有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聘用了七个人负责处理来自政府官员的电话，代替他参加政府会议。在广东，公司有较多自主权。国有企业签有利润责任状，只要能够完成业务，企业管理人员可以不参加政府召集的会议。一位广东的政府官员经常陪同我参观广州和深圳的公司。我原以为他在帮助我的工作，但事实证明是我在协助他的工作， 因为平时他也很少有机会到这些企业中去做深入了解。 在深圳，几家最大上市公司的CEO自发成立了一个上市公司协会。这是很重大的一步。西方管理学理论认为最佳做法会很快推广并削弱区域差异。在中国，差异持久存在，原因是对最佳做法缺少认同。我们的管理理论尚未顾及到这一事实，但将来必须加以考虑。
    
    建立一个西方和中国管理学者联合团体的初步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国际管理研究学会已经成立，去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会议吸引了900名代表参加。我参与创办了一份新的学术期刊，重点关注中国的管理问题。这份刊物名为《管理和组织评论》(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出版商是Blackwell出版公司。形成一个对中国管理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团体至关重要，但发展适合中国情况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同样有重要意义。如果年轻的中国学者对西方传统理论亦步亦趋，主要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他们的研究将成为西方研究的影子，而中国式管理的特征，包括分散的试验性改革、国有背景下的创业、复杂而又常常缺少透明的治理和管理结构、在国内市场割据化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化、长期存在的区域差别，这些宝贵的知识都可能丧失殆尽。